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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图|文 陈雄鹰

　　湖南资兴高码乡龙头村老屋头被几十棵古樟树环抱着，大的要4个人才能合抱，1976年，我出生在这里。

　　龙头村背后是狮子山，左右两边都是小山坡，左边的山坡叫“树山里”，这里的樟树最多最大，环绕着中间一块很大的坪地。那时，村里的大会，乡里来放电影，外面走江湖卖艺的戏班子，都在这里活动。村后山下有一处更大规模的古宅，那里有一汪泉水，大暑天也冰凉清甜，农村“双抢”时，我们小孩子就会提着水壶给田地里的大人送水。在农村的那段美妙时光，也许从性格上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　　1997年11月，我被分配到了资兴市原坪石乡财政所工作。坪石乡是资兴东乡片的一个小乡镇，挨着老县城兴宁和东江湖，乡政府就在湖边，风光十分优美。老县城有850年历史，街上老房子老街紧挨在一起，让人有些时光错落感。

　　送我们去报到的是一辆警车，由于已经是年底了，收农业税、乡统筹、村提留尾欠成了当时的大事。干部们被分成4到5人一组，到各自常驻的村里，由村干部带着一家一户上门收取。村干部，也分片分工。这对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到处走动的我来说，很对胃口。

　　也许周边的美景、古街古宅、下乡时看到农民面对乡干部时种种不同的面孔，让我有很多感触，起了要把这些美景、人物记录下来的念头。

　　1998年秋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买了一台宝达牌傻瓜相机，开始自学摄影。这台相机有单反的外形，可以调光圈，但不能调焦距和快门。

　　那时，有个邮递员从兴宁老县城开着摩托车到坪石乡送信送报,我便从他那定了《人民摄影报》和《中国摄影报》。而当时所里定的《中国财政》《地方财政》封底和中间彩页的摄影作品，也是整本杂志里我最喜爱的内容，每每拿到手，便会仔细研究人家的用光和构图。我的摄影技术，就是从这些报刊上学的。拍摄《乡镇干部》专题的想法，也是从这两种报刊上得到的启发。

　　那时刚上班，人还懵懵懂懂的，但有一股雄心壮志：知道自己将来必有一番作为。而拍摄这个专题，我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。在摄影界，凭这个专题，或许能跻身“大师”行列。当年只是有这么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，结果就这么一路拍下来了。

　　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，我们市的乡镇工作主要围绕着三个“一票否决”开展，一是计划生育，二是综合治理，三是税收（包括国税、地税、农业税。国税、地税由税务局收，乡镇主要收农业税）。这三项工作只要一项没完成，当年度乡镇就没法评优评先进，领导干部也没法得到提拔重用。

　　年底，乡镇的主要工作是征收农业税尾欠，同时也包括乡统筹、村提留。因为那时工资还没统发，乡里的干部还是要靠收的乡统筹，完成上缴任务后，才能发工资。村干部则要靠收村提留。

　　1999年，又到年底了，乡里安排黄柏华（乡人大副主席）、综治专干刘志平和我去税里村。税里村在回龙山和七宝山之间，交通不便，一去要准备2天时间。

　　12月的一天，我们带着洗簌用品，农业税、乡统筹收据、和尾欠清册，由村支书带着，一户一户走。黄家组一户老党员家里，除了一个灶台、一个橱柜，几乎没有其他家具。但相对于其他村民对待我们的冷眼，他还比较客气。黄柏华跟他讲道理，这个老党员闷着不做声，等他说完了，闷声闷气地开了口：“公粮是要交的，皇粮国税自古就有，我当然知道，应该交……”后面的话就不再说了。村支书跟我们打眼色，我们也不好再坚持下去，只交代说：“老人家，以后有钱了，到村里、乡里去交清尾欠。”

　　后来工资由市里统发，乡统筹、村提留也取消了。 2006年全国免征农业税，改为发放粮食补贴。乡镇干部门便不用再提着皮包走家串户收税，而是每年给农户发放各项粮食补贴。这张照片就成了历史。

　　90年代的乡镇，到了晚上，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。干部远离城区的，只有打打牌，下下棋。后来有些乡镇街道上便开起了小小的卡拉OK厅，人们的业余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。

　　当时财政政所有辆摩托车，有些年岁了，刹车不灵、喇叭不响、车灯不亮，但一开起来，“突突突”很响。坪石乡湖滨的公路很美，夏夜的凉风带着苦栗子花的清香。1998年夏天，我常骑着这辆摩托车，带着和我一样刚上班的三四个年轻人，去兴宁的歌舞厅唱歌跳舞。

　　兴宁老县政府的二楼改成了歌舞厅，10元一个人，音响效果很好，很多人在里面载歌载舞。老街上还有一个年轻人办的青苹果卡拉OK厅，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经营着，我们也经常去。

　　不知为什么，这辆摩托车每两个星期就要出一次问题，去坪石街上修一下又能接着骑。一天夜里，我开去兴宁歌厅接人，没有路灯，车灯也不亮，上了一个长坡后是平路。我刚一加油门，就听到“嘭”的一声，车压上一块石头带着我飞了起来，我头脑一片空白，在空中只觉得人跟车分开了，落地时，我一个前滚翻，站了起来，才听到几米外“嘭”的一声响。我迷迷糊糊站那里，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，也看不清周围的景物，到处黑呼呼的。更不知道怎么会在黑暗的空中翻个大跟头，飞出那么远居然毫发无伤。这件事后来想起就后怕，以至于现在骑摩托车，都会很小心。

　　再后来，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年轻人越来越多，就把政府办公楼六楼的会议室改成了多功能活动厅，配了音响等设施，还举办了两期OK大赛、一期才艺比赛。全镇七站八所的干部、老师、街上的居民都报名参加了。

　　2000年3月，我调到东江镇，还是财政所，任农税专干负责农业税。以前是协助同事，现在变成了以我为主。有个同事叫曹志刚，人很瘦，下乡时，村干部叫喝酒他从不推辞。以前常听乡干部说有些农民，要干部喝酒后才说话，但我没遇上，直到那天跟曹志刚下乡。

　　2001年12月的一天，我和曹志刚两人开了辆边三轮摩托车到仁里村收农业税。罗仙岭半山腰的一个组，那家农户真要我们一人一碗土烧酒才交税。

　　山高路陡，只记得酒后我开着边三轮，带三个村干部及曹志刚从山路上直冲下来，车底撞出个洞，机油漏个精光，村支书从路边取根木杆插上接着开。车在山路上东撞西撞，曹志刚面不改色坐得安安稳稳，我两眼看不清其它东西，只感觉在跟着路开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记得他半睐着眼坐车斗里左右摇摆的样子。

　　过去有人说乡干部喜欢喝酒。那些年，不与农户拉近关系，做不好农村工作，而很多关系就体现在一杯酒上。有时候，这个干部是拿命在当。自“中央八项规定”过后，干部不喝酒了，农民也不再劝酒了。

　　乡镇干部工作环境艰苦，边远乡镇的干部长期与家人两地分隔。往往一个乡镇二三十号人，上面几十个单位、部门的工作压到他们身上，而他们本身又没有什么执法权，完全是靠做思想工作来推动工作。村民理解的、不理解的，都要苦口婆心反复做工作。领导、干部的压力都极大。而所有人最为关注的升迁机会却少得可伶，一个乡镇一年基本只有1到2人的升迁名额，年轻干部只能靠等靠熬，混个一官半职也就到头了。很多没有机会的，干一辈子工作，还是个一般干部退休。

　　我一个乡干部，如此爱好摄影，总不免给人不务正业之感。加之总喜欢独行，不太合群，时间长了，就闷闷不乐，不知以后会怎样，前途渺茫。那天中午，在宿舍思来想去，决定给自己拍张照片，记录下当时的心情。于是架好相机，拍了一张自拍，桌子上摆着几十本杂志，全是在地摊上买的，5角钱一本，《中国摄影》《大众摄影》《大众电影》……最早的到了70年代。没想到这张照片后来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的微信号上做了头图。其实我也很认可这张照片，真实地表达了我当时苦闷无助的心情。

　　在东江镇干了十二年，最后两年，我的工资表排到了单位会计工资表上的第一位。

　　2003年6月，市里统一组织各乡镇收取农户超生抚育费，镇里也组织了几个小组。在文昌村一户超生户家，工作人员给女主人做工作。她的一个小孩坐在沙发上低着头，默默流泪。我给他拍了两张照片，以后每次看到照片就会想起那一幕，小孩心里留下的阴影，也许会伴随很久。后来，计生办主任在下乡做工作时，被计生对象拿刀砍了。他肚子上的两个刀口，还有些惊恐和委屈的眼神，在一道闪光下，留下了永恒的影像。计划生育是当时的一项国策，上上下下都抓得很紧，更与党政一把手的升迁有着莫大的干系，可想而知会有多大的力度。我参与过一些收取计生抚育费和抓计生对象送到计生委的中心工作，亲眼目睹了一些于心不忍的惨剧。作为一个乡干部，执行国家政策不走样是基本职责，而具体到执行对象，很多时候却又会生出恻隐之心，内心的矛盾恐怕只有自己才能体会。

　　2004年，我跟另外一个领导驻木市村。木市村是一个老圩场（集市），又叫木根桥老街，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这赶集，很繁华。后来边上建了水泥场，采石场，时代发展，老街逐渐破败。当地村民依靠水泥厂，在省道边家门口做些水泥预制件，收入也算可观。水泥厂到晚上会翻出很大的灰尘，而紧邻的采石场几乎搬去了半座山，又老放炮，经常有石头飞到街上来，还震倒了一些老房子。村民常有怨言，纠纷也算是常年累月的事了。一次，我们去处理一些老问题，村干部也在场。领导是当地人，比较了解情况，也有一套处理农村问题的经验，我在边上插不上话，就走到不远处，偷偷拿出相机，拍下了他们的一张照片。恰好拍到了这样一幕：一位男村民笑着和干部交谈，他旁边的女村民叉腰骂人。拍完心里一阵狂跳，这么戏剧性的画面也拍下来了，肯定会是张好照片。

　　那段岁月里，我上班时拍乡镇干部，下班就拍风光。2005年，资兴摄影界几乎不上回龙山，也不知回龙山有如此壮观的云海日出，而我2002年听同事欧艳文多次提到古八景中的“回龙望日”，此后便专门拍摄回龙山。来的次数多了，跟山上庙里的何师父与段师父就很熟了。自2005年起，他们便不再收我住宿吃饭的钱。现在，他们都已去世多年，回想那些时日，两位师父音容犹在。

　　一个周五，很冷，天气预报说第二天要下雪。镇政府要接受市里的“三文明”考核，这是一年到头所有工作的政绩总结，关系到领导的政治前途，各个乡镇都极为重视。下班前，领导打过招呼，周六所有干部待命。我看到外面已开始下雪，忍无可忍，连夜踩着积雪从双坑村步行上了回龙山，山间云海跟着我涨落，仙境一般。

　　上山前约了一个摩托车师傅第二天一早到双坑村部接我，以防万一。当晚到山顶古寺时已精疲力尽，但仍在庙门拜了几拜，希望第二天早上遇个好天气。

　　古寺给客人住的地方很冷，一床阴湿的被子，四处漏风的石壁。段师父烧了盆碳火放到床边，才感觉好些。第二天一早，天空一片清澈，远处东江湖上空一大片云海向我涌来。不久，日出前的霞光映红了白雪山头。我拍完这张单像后，最担心的事来了：单位袁所长来电话说考核组要看我的资料。

　　只记得我自山顶沿之字形的路狂奔而下，路上积满了厚厚的雪。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冲下去的，但就算这样，还是没忘在路上拍几张雪景。一小时后，我到了村部，那个摩托车师父在等我，万幸，他冒雪上来了。他开着摩托车在冰雪覆盖的山路上小心翼翼地走过了很长一段路，又载着我到了三都镇。然后，我租车到东江政府，已冻成冰人。

　　结果，还没进门就遇上了袁所长，被告之，考核组又不看我的资料了。那天的照片上了《湖南日报》的头版。当年10月，我拍下了后来为我带来很大影响的作品资兴古八景之一《回龙望日》。

　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以前的事，仿佛做梦一般，历历在目，却又遥不可及。永远回不去了，不管是过去的自己，还是那座回龙山！

　　2008年，我买了辆摩托车，从此拍摄范围大了很多。在那之前，我要到其他乡去拍照，除了搭公交，就是租摩托。那时叫“脱手”，给车主50元，可以自己加油跑一天。

　　坪石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，也是在那自学的摄影。那里的山水非常秀美，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那些年，我拍了很多照片，现在看来，有一种远古时代的美好。

　　2006年夏季的一天，我与以往一样，租了辆摩托车到坪石何家山转悠。

　　何家山政府前的西坌河里有小孩戏水，我就过去拍了几张。小孩害羞又好奇，也不跑，让我拍。夏天艳丽的阳光照在小女孩稚嫩的脸颊上，她笑得最灿烂时我拍了下来，与她一起的小女孩则有些羞涩。照片洗出后，我去拍片时，把照片送她们了。只是没见到她们，是由旁人转交的。

　　送照片几天后，资兴遭遇7.15洪灾，何家山乡更是重灾区，七宝山下，哀鴻遍地，惨不忍睹。那条小河，完全失去了原样，深埋在沙石之下。小女孩的家在马路边，远离河边，应该不会有事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他们应该读高中了。

　　灾害面前的乡镇干部，处于最严格的管理中，随时待命，随时调动奔赴灾害一线。我也不例外，主要工作就是救灾，领导安排去哪救灾就去哪。除此之外，哪里也不能去。

　　后来的一个周日，我去何家山、波水乡拍受灾情况。真是满目疮痍，触目惊心。想起平时拍风光时，大自然各种美好景致，然而一旦发起威来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。那些天，我拍下了村民展开重建家园的场景，也拍下了中国文联带着文艺家们来资兴慰问的场景。

　　那两年不知道为什么，夏季老下雨。2007年8月18、19日，资兴又连续下了两天大雨。全市各乡镇如临大敌，领导干部都下到各自驻守的村里去防灾了。19日下午6时许，我驻的泉水村值班室秘书接到电话，称18日晚因山体滑坡有人下落不明。蛇形组在泉水村大山里，信号不好，头晚的事，第二天傍晚了才收到信息。镇领导当即决定派6名乡干部、2村干部连夜赶赴蛇形组。大雨继续下着，我们8人在山里迷了路，凌晨3点才到蛇形组一户人家，找到受灾户了解情况。当时已筋疲力竭，无法组织搜救，只得草草找地方睡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到达受灾地点，现场一片狼藉，冲下来的山石把整座民房都盖住了。不久，镇长也赶来了，送来了政府的慰问金。直到第三天，被埋在沙石里的一老一小才被挖出来。小孩的父亲是我的小学同学，看他悲伤的样子，我心下凄凉，但也只能安慰几句。

　　山里到处都有受灾的地方，我们又走了一天，领导指示我们可以下山了。不料，刚出山，还没上大路，就接到书记电话，又要重新回去，再核实各个小组灾情。大家这三天没日没夜的奔波，早已身心疲惫。几个干部已忍不住骂人了：“难道我们不是人吗？已经很累了。”带队的领导也很为难，但他还是有政治高度，说你们谁不想去的就先走。结果，大家谁都不敢走，又跟着上了山，在山上又坚持了一天一晚。

　　转眼到了2010年，长久萦绕在心中的那个电影梦，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变得确实可行。虽然没有钱，但也在器材店里赊了一台佳能5D2相机，隔了大半年才还清，拍起了以资兴古八景为题材的本土电影《八景迷踪》。影片拍了几年，运用摄影技术，拍摄自己认为的电影，在资兴，也多少引起了一番轰动，当然，风言风语也没少听。

　　拍到后来，越来越难，就接些小片子，挣些拍大片的钱。

　　2014年，兴宁镇的党委书记李宁找到我，要我拍部访谈类的短片，结果一年后，我拍了一部微电影《古城岁月》给他。《古城岁月》是资兴市第一部微电影，它融合了音乐电影、电视诗歌散文、纪录电影三种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，以片中女主角谭倩的个人情感经历为主线，展现古城兴宁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　　2015年，李宁书记又要我帮她拍了一部纯风光片《兴宁.心宁》。

　　两部影片，记录了兴宁古城的过去和现在。《古城岁月》所拍摄的古城原貌在影片完成后不久就变了，变成了具有六七十年代风格的特色小城，这便是第二部影片的《兴宁.心宁》所展示的那样：红墙红瓦。这两部影片，及时把兴宁古城的过去现在记录了下来，为将来人们追寻历史，忆古抒怀留下了两部作品。 这两部影片都是当时兴宁党委政府主持拍摄的。时过境迁，小城的急速变化，凸显了用影片记录历史的重要，也表明了当时党委政府所具有的远大目光和人文情怀。还是得感谢当时拍板做决定的人，没有他们的敢为人先，冒着风险、顶住压力，我想，这类风格的影片是不可能推出的。

　　受资兴原政协副主席、作家李宙南邀请，我参加了兴宁镇2017年的春节晚会创作筹备。一个乡镇，自办春晚好些年，所有节目都是老百姓自编自演的，确实难能可贵。我用数码相机拍了很多张，总觉得是资料片，不太满意，直到结束了，所有演员、领导上台拍合影，我本来相机已收到包里，此时眼前一亮，赶快拿出胶片相机抢拍了一张，背景、主体、台上的人物都达到了想要的要求。

　　2017年，乡镇的扶贫工作已践行了3年，乡里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在扶贫上。我跟着唐洞街道办的一个领导去拍摄村干部选举，本届选举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为严格的一次，所有候选人实行了最为严格的初选，选票会场都派了警察参与。

　　我作为一个随行工作人员跟着他们带着选票到一个组里去。路过一个门时，我看见里面有两个小女孩在做作业。我手里正好有相机，他的门是纱窗门，刚好破了个洞，我连忙对焦调光圈，只拍了2张，那个小姑娘就转过头来看我们了。同行的领导告诉我，这家人是村里的贫困户，已有专门的帮扶人了。这张照片恰好可以补充我的乡镇干部专题的扶贫工作部分。

　　1998年至今，我拍摄乡镇干部工作、生活、学习及各乡镇的人文地理、民俗风情12000多张照片。用的相机也从最初的凤凰到后来的佳能，再到哈苏、禄莱；到现在的4X5座机。我在各种场合下，向照片中的领导、同事、村民表达了我拍摄《乡镇干部》摄影专题的想法，因此拍摄、发表也得到大多数人口头或书面的同意和默许。我作为生活在他们身边的同事，拍摄行为自然不会引起大家的不适，所以拍出的照片很少有摆拍痕迹，多是在真实自然的情形下拍摄的，这样就保证了纪实摄影专题的真实性。

　　2016年5月我调入资兴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（旅游外事侨务局）。年底，我拍的乡镇干部入选了全国影展，这无疑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也促使我把出书提上了议程。

　　书中照片按时间排序，一张照片，一段文字说明。乡镇工作千头万绪，万万不是凭哪一个人就能拍摄完成，只能说我在那，发生了那样的事，我拍下来了，记录下来了。而我拍摄的内容，也是偏重于摄影本身所要求的那样：有趣味、有代表、有故事、可看经看。

　　也许，将来这些照片会成为反映乡镇这个最基层政府的重要历史资料，成为中国这20年来乡镇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。